一、蒋介石遭漠视

　　1930年，中航上海至汉口间的邮运和客运业务快速发展。中航以金本位的美元支付员工工资和设备费用，而收入银本位的中国法币却不断贬值，所以尽管收入增加，每月依旧亏损。寇蒂斯·莱特公司经营中的现金“伤口”之一在中国。当年12月初，该公司派乔治·韦斯特维尔特前往中国，判断和决定是否继续维持合资经营。就在韦斯特维尔特即将到达上海的前一天，12月25日发生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

　　12月24日傍晚，蒋介石的一位侍从找到中航汉口办事处的中方工作人员，预订了第二天早晨班机上所有的6个座位，运送蒋介石一行去南京。因为航班正常开航时间是8时，那位侍从特别要求飞机不要在9时以前起飞。中方工作人员及时把情况报告给美籍机场经理雷·奥特。奥特趾高气昂，根本不把这当回事。这是习惯使然。

　　任何合作的平等互利，只有在合作方势力均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否则这种合作会成为欺诈与歧视的合法工具。在当时民航的中外合作中，外方有国家实力撑腰，极负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其中许多人猖狂傲慢，往往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美方工作人员对蒋介石尚且如此怠慢，对与其共事的中国同事的态度更是盛气凌人。

　　奥特根本不顾飞机是包机，指示航班仍然于8时起飞。当蒋介石一行8时30分到达机场时，飞机早已不见踪影。蒋介石非常愤怒，脸色铁青，命令把工作人员和奥特关押起来。此时中航高层已经得知情况，命令飞机返回汉口接上蒋介石。飞机到达后，蒋介石拒绝乘坐，并把驾驶员也关押了起来，转乘炮舰赶回南京度圣诞节。

　　嗣后，中航召开董事会，专门对此事进行了讨论，决定对奥特等3人予以撤职；对营业组、机组相关管理人员3人各记过一次；美籍驾驶员完全不知情，予以停飞，在“一个合理的间歇后”恢复飞行。

　　韦斯特维尔特在给寇蒂斯·莱特公司写信汇报时对此事进行了评估，谈到：圣诞节的这一事件反映了中航美籍雇员对于中国人有一种“带有偏见”的观点，无视公司是一个美国人持有少数股份的合作关系的事实，他们对待当地人傲慢而粗暴，不是体谅、有礼貌的尊重；中航美籍雇员滋长的思想，应归咎于上海的“外国氛围”；今后“凡不能与现实保持正常关系的雇员，可以不要”。韦斯特维尔特总体上说得不错，但“中航美籍雇员滋长的思想，应归咎于上海的外国氛围”，即“受到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粗暴无理态度的感染”，是一种托词。

　　二、蒋氏父子险些丧命

　　蒋介石在机场还有一次勃然大怒，天地色变。

　　1942年11月18日~1943年7月4日，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历时七个半月，往返旅程5万余英里，足迹遍及美国的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和加拿大的渥太华，一路受到热烈欢迎，得到了许多外国元首都得不到的礼遇和殊荣。她在美国掀起了“宋美龄旋风”，向当地政府和民众宣讲中国的抗战史，号召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获得极大成功。在其回国时，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宋美龄的确切行程保密，连蒋介石都不太清楚她将何时到达何地。因为她乘坐的是DC-4飞机，蒋介石预计她会飞到离重庆最近并能起降有4台发动机的大飞机的成都机场。7月4日上午，蒋介石乘坐航空委员会的双发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郊区的九龙坡机场起飞，前往170英里外的成都。蒋介石的飞机刚刚离开，宋美龄的飞机便降落在九龙坡机场。她看到没有欢迎的队伍，这与美国欢迎她人山人海的场面反差太大了，眼泪夺眶而出。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度尴尬，盛怒之下急令飞行员返回九龙坡。蒋介石的情绪传导给了飞行员，为了抢时间，飞行员没有绕机场盘旋到逆风方向，而是直接顺风降落。恰在此时，航空委员会的另一架飞机按照标准逆风降落，飞机上坐着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从桂林飞回来参加家庭团聚。两架飞机的机长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当蒋经国飞机的机长放下起落架时，才注意到另一架飞机正朝他呼啸袭来，于是猛按应急接钮，急拉驾驶杆，与蒋介石的飞机擦肩而过。

　　飞机甫一着陆，蒋介石便叫航空委员会具体负责人和中航总经理前来问罪。此时航空委员会负责人得到通风报信，让人找了个搪塞的理由，逃之夭夭。可怜不明就里的中航总经理，成为“活祭”。

　　三、王承黻祸从天降

　　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蒋委员长盘问道：“负责九龙坡机场的人是谁？”中航总经理王承黻回答：“T.Y.蔡先生。”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蔡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2年，王承黻回答说是好人。

　　这怎么可能？蒋介石大发雷霆，蔡几乎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在同一事故中毙命。“如果他是好人，你们中航都用的是些什么样子的人？这样的公司简直就是不称职者的温床。你王承黻管理中航，就应该承担责任，就应该被枪毙！”

　　王承黻硬挺着，他的航空公司根本没有责任。航空委员会、中央航空公司、美国军方和中航都在使用这个机场，从来没有综合的交通管制，而且两架涉事飞机均属于航空委员会，附近根本没有中航的飞机。

　　蒋介石驳回王承黻的申诉，警告他等着被逮捕和军事审判。

　　面如死灰的王承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找出《大英百科全书》，翻到《大宪章》条目，浏览这一700多年前的文本中的第39条：“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加以放逐，或以任何方式伤害。”但这是在中国，王承黻不指望这样的法律救赎。他准备辞呈，并等待行刑队的到来。

　　宋家兄妹和新任交通部部长等都出面拯救王承黻。尽管蒋介石撤销了对王承黻的逮捕令，但心中恶气难咽，断定王承黻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过，故意羞辱他，迫使王承黻立刻辞去总经理一职。至于T.Y.蔡，当被保释出来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一个多星期的禁闭。

　　（中国民航网智库专家林明华 原载于2019年7月17日《中国民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