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航空公司参与军运遭非难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下称“航委会”）曾几次想直接插手航空公司事务，均被交通部以中外合营为借口予以婉拒。

　　1936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日益猖獗，随着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航空企业也需要加强管理。航委会抓紧时机，向秘书长宋美龄推荐林伟成到中国航空公司（下称“中航”）任总经理。

　　1920年底，林伟成在美国放弃学医，随杨仙逸在檀香山华侨集资创办的图强飞机公司下属飞行科学习飞行技术。学成回国后，他于1923年在大元帅府航空局组建的中山航空队任第二飞机队长，后在国民党空军任职。1937年5月19日，林伟成授任中航副董事长兼第五任总经理。

　　中航是中美合资经营的航空运输公司，在参与军运问题上，中美双方不时发生争执。早在1933年春，日军在华北制造紧张局势时，国民政府迫于形势，曾要求中航将一批武器、弹药从上海运至北平，以应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但被美方的副董事长邦德以“将危及中航的商业性和违反美国公民从事非中立活动的法律”为借口拒绝。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发动了1937年的“8·13”上海战役。战事迅速扩大，中航又面临运输军事物资的问题。中方认为在非常时期，中航应服从战局需要；而美方则坚持应严格实施“中立政策”，保持中航的商业性。林伟成不顾美方的要挟，断然决定征用中航在南京的两架飞机。美方认为林伟成把中航当作空军附属机构来经营，拒绝飞行。林伟成在无奈之下任命中国籍驾驶员代替美方机师，交由空军统一指挥，执行军事运输任务。此事过后，在中航内部，中美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并遭美国国务院非难。美国政府警告中航内部的美国人，其正在违反美国的“中立政策”。8月23日、9月14日和10月6日，美国政府连续3次发表声明，一再表示“中立”，不希望美国卷入任何外国的战争。鉴于影响“中立政策”的任何一个事件都足以“玷污”泛美航空体系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而泛美航空的生意又有赖于美国国务院的垂青，中航的美籍空地勤人员被全部撤走。

　　在中国政府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人却弃而不顾，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其实所谓“中立”，只不过是美方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借口。中国抗日战争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主革命战争，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航从被迫参与抗日空运到积极参与飞越“驼峰”的空运，应该被载入史册。但美方在抗战前期以坚持“中立政策”为由，反对中航运输军用物资。美蒋发动内战，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反对反革命阶级的正义战争，中航积极投入内战的空运、空投是助纣为虐，却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时候它根本不谈什么“中立”了。

　　二、邦德绕弯子维护泛美航空的利益

　　此时，刚从美国休假回来的邦德看到这个结果将严重损害美方的利益。他认为，泛美航空在中国投资了150万美元，这笔投资一定会得到更有价值的回报。但如果中航垮了，泛美航空就会血本无归，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当“8·13”上海战役发生时，中航的上海—广州航线、上海—北平航线以及上海—成都航线的上海—南京航段先后被迫停航。自当年8月22日起，中航的全部航线停航。8月23日，中航总部迁到汉口。后来中航准备恢复几条航线，因飞机不敷调派，只好与美方交涉，要求从香港调机完成飞行任务，美方则作梗阻挠飞机离港。邦德认为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为了保障美方利益，经邦德报告并要求，泛美航空同意邦德临时辞去在泛美航空的职务，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名雇员，而这个身份可以让美国国务院“无话可说”。泛美航空也同意，愿意回到中国的美国人可照办，同时转变成中国政府的雇员。但邦德和这批美国人变成中国雇员的先决条件是每月工资翻倍。中国政府正急需开展空运，只好同意，这样上述离开的美方人员又都回来了。这么做，美国想达到既不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又不开罪日本的目的。

　　其实是否开罪日本，对结果并不重要。尽管中航一再强调，所有飞行人员一旦遇到日本战机应立即回避，以表示“无意侦察对方的军事禁地”，但中航的飞机照样不断遭到日军空袭。例如，1938年8月24日上午，美国飞行员吴士驾驶DC-2型“桂林号”飞机，满载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往重庆，离开香港不久就遭到日本战机袭击。“桂林号”迫降中山县珠江支流，又遭日机俯冲扫射，机组和旅客共17人仅机长吴士等3人幸存。8月24日，美国国务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说明中航很大一部分资本为美方所有，日方的袭击行为损害了美方利益，危害美国公民的安全，并着重指出不应在“飞机降落后，仍加扫射”。其抗议措辞之无力，连美方人士都不满意。日本置之不理。8月25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奉劝诸位搭乘欧亚航空的飞机旅行，否则还是以不搭飞机为妥。”

　　三、邦德如愿以偿

　　11月15日，邦德设法会见了蒋介石的顾问威廉·亨利·端纳，概述了泛美航空请求的要点：中航与军事飞行分离，合同延期，取得经营操控权，从高管中去除航委会的官员，更换总经理。作为回报，中国将获得快速、高效、可靠的航空运输服务，并接触到泛美航空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人脉。端纳答应帮其说话。随后邦德探知国民政府准备保障中航的商业地位，并有将1940年7月到期的中美航空合同续延5年的打算。此外，端纳还让邦德列出一份可担任中航总经理的3人名单，供宋美龄遴选。这下子，邦德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他极为兴奋，对其中的政治考量和各种可能性反复盘算，最终作出答复。

　　邦德推荐的前两个人选，是曾任中航总经理的何辑五和在同样位置上坐了5年的戴恩基。邦德确信这两个人都不会被任命，因为何辑五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弟弟，政府不会将更多的权力交予何家，而戴恩基似乎已经失宠。邦德把宝押在第三个人选上，他就是中航营业组主任黄宝贤。根据邦德的推荐，宋美龄决定撤换林伟成，给出的理由是“一直没有与美国伙伴合作好”，并选用了有美国留学背景的黄宝贤。

　　1938年1月15日，黄宝贤正式担任中航总经理。邦德对黄宝贤曾一度感到失望，认为他缺乏政治地位，没有为得到现在的职位进行过一系列活动，对决定自己权力的因素更没有感觉，也缺乏推进中航发展的积极作为。而邦德又不好公开自己是如何努力或通过什么渠道才保住黄宝贤位置的。直到有一次邦德会见端纳，端纳问起“你推荐的总经理干得怎么样”，邦德回答“很好”，并叫他的秘书去找黄宝贤。当黄出现时，端纳迎着他伸出手，说：“那么，邦德，这就是你着重推荐的人，我很高兴他干得不错。”黄宝贤呆呆地用敬畏的眼神看着邦德，原来他拥有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的政治力量。

　　1938年3月，林伟成回到航委会任训练处处长。从他就任到卸任中航总经理，前后不到8个月。（中国民航网智库专家林明华 原载于2019年7月24日《中国民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