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民航的精彩瞬间:深邃的历史眼光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航空发展进程,笔者被中国共产党深邃的历史眼光、卓绝的时代使命和豪迈的必胜信念深深折服。发展航空事业,要有高昂的物质投入,要有渊博的知识储备,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有敢于献身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时,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除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献身精神,一无所有。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献身精神,一切都能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和卓著实践,成就了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辉煌。
一、常乾坤和王弼
常乾坤和王弼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高精尖人才的典型代表。他们先后于1925年、1926年受党的派遣赴苏联学习。常乾坤在航空理论、飞行技术、组织指挥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王弼则专攻航空工程,两人都在苏联军队工作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常乾坤、王弼等十余位同志希望回国参加抗战和航空建设的请求得到批准,于1939年5月先后抵达新疆。中共中央原计划派他们到军阀盛世才创办的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以便更好地培训中国共产党派去学习的干部。由于盛世才的反对,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回到延安后,经常乾坤、王弼建议,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工程学校成立,对外称第18集团军机械工程学校。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研究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1946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东北航校。常乾坤、王弼回国后参与的航空工作还远不止这些,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航空干部、航空人才,同谋划、共搭档,同甘苦、共患难,贡献了自己的学识和才华。
1949年3月,平津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领导在西柏坡听取应召从东北赶来的东北航校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的工作汇报,讨论航空创建和发展问题。毛泽东嘉许他们称,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培养出了一批“种子”,你们1940年建议在边区创办航校的心愿今天也算达到了。
194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同年3月30日,任命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乾坤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王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1951年后转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二、历经磨难的新疆航空队学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与军阀盛世才达成协议,借助苏联教官和装备在新疆航空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1938年初,中共中央先后从西路军进疆的人员中选调25名红军干部,从延安抗大、延安摩托学校选调19名红军干部,共43人参加新疆航空队飞行班(25人)和机械班(19人)的学习。飞行班、机械班学制分别为2年和4年。机械班学员毕业后,为了再提高,全部分配到新疆航空队任机械员。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时,飞行班的学员还没有毕业。1942年4月,飞行班学员毕业后,全都留在新疆航空队,继续巩固、提高飞行技术。这两个班的学员,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少人还是高级干部。他们为了学习航空技术,从普通学员做起,以极大的耐力,顽强刻苦学习,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都取得了较好成绩。新疆航空队所有学员,称得上是一支空地配套、完全能战斗的航空技术队伍。
随着局势的发展,军阀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投靠国民党,为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加紧反共。1942年9月,留在新疆的全体学员连同家属被隔离软禁,次年11月全体学员被捕入狱。在监狱中,盛世才指派叛徒、打手诱惑、分化、瓦解、摧残航空队学员,使他们身心遭受巨大创伤和煎熬。1959年3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子意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关于1942年至1946年一部分空军老干部在新疆监狱中的一段历史材料的证明”,其中详实地记录了新疆飞行队学员在狱中的忠贞表现和斗争情况。张子意作为当时新疆狱中党组织的总负责人,饱含深情地写道,航空队“从集体入狱到集体出狱时止,始终政治上坚定,对党忠诚,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保卫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岁月悠悠,浩气长存。史册赫然在目,后人读来感慨万千。
1946年7月11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延安的新疆航空队毕业学员共32人,他们是人民航空的火种,历史铭记他们的名字:吕黎平、安志敏、方子翼、袁彬、胡子昆、陈熙、刘忠慧、张毅、杨一德、方槐、方华、夏伯勋、黎明、赵群、李奎、黄明煌、严振刚、朱火华、周立范、金生、王东汉、曹麒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云甫、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吴峰、刘子宁。同年7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接见了这批从新疆回来的人员。同年8月,由朱德主持组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后来这批航空专业人才,成为建设新中国人民空军和民航的骨干力量。
三、东北老航校的峥嵘岁月
从国共合作创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算起,中国共产党积蓄航空力量20余载,培养的航空“种子”终于落到了东北广阔无垠的沃土上,创办有相当规模、真正意义上的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建立和发展航空事业的新起点。
1946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挺进东北的战略部署,结合对日本航空部队在东北的布局和收编,决定委派常乾坤、王弼等数批干部到东北建立一所航空学校。1945年9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接受了日本关东军一支300余人的飞行队的缴械投降。该部队长为林弥一郎(后改名林保毅)少佐,这是一支训练新飞行员的部队,有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余人,机械员70余人,通讯、气象等其他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拥有部分“隼”式战斗机和一部分教练机。同年9月30日,该飞行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领导下成立航空委员会。1947年1月,航空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同年3月,由中共中央派遣的航空技术干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合编,在通化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任校长,吴溉之兼政治委员(6月由王弼接任)。航空学校设政治部、校务处、训练处、供应处、学员大队等机构,共631人,有30架~40架经过修理可以使用的飞机。
“创业艰难百战多”。学校的飞行和地勤训练都是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和封锁、敌机随时骚扰、轰炸,教学设备和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进行的,校址几度搬迁。1949年5月,航空学校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从1946年10月到1948年12月,学校共修复飞机32架、发动机190台;建立了东北航空总厂(下辖6个工厂和器材总库)。从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共培养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其他各类航空技术人员400多名,他们后来成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新中国民航的骨干力量。(中国民航网智库专家林明华 原载于2019年8月12日《中国民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