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港英当局胁迫

　　1949年，国民党明令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迁至台湾。同年初，中国航空公司（下称“中航”）将部分人员及眷属分别迁往广州和台南，机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则迁往香港。当时在香港启德机场经营的航空公司共有13家，中航的市场份额占40%以上。其计划迁至启德机场并兴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飞机维修厂，事先经香港民航处同意，并表示非常欢迎。

　　但到了6月初，港英当局突然提出英国皇家空军将征用中航在建的厂房用地。中航为建设这个飞机维修厂费尽心机，投资近百万美元，工程量已完成近70%，许多外航也与中航签订了维护或大修飞机的合同，此时强令中航搬迁，势必将引发商业上的连锁反应。

　　中航就此展开多方交涉未果。7月23日，港英当局限令该厂在两周内搬出。7月29日，港英当局又下令征用中航07号跑道的南北两处房屋，并限令8月15日必须移交。8月15日，港英当局通过“紧急法令”，使无理征用成为“合法”，并付诸实施。刘敬宜极为愤怒，被迫作出中航停航的决定，并声明将向世界民航组织提起干涉申请。

　　二、刘敬宜、乔冠华密会

　　1949年6月底，刘敬宜希望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解决搬迁一事。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为刘敬宜引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唯一公开机构新华社的社长乔冠华。

　　刘敬宜、乔冠华二人会面的地点，是由何凤元夫人张滢华安排的。这天一大早，风姿绰约的张滢华乔装打扮成从台北来的阔太太，乘坐出租车抵达香港一家英国人新开的酒店THE GRAND HOTEL，用已故中航飞行员闫宝陛夫人（此时正住在张家）的名字预订了一个单人间。张滢华填写的行程是由台北经香港购物后到广州，以两个尚未解放的城市作为起始点，即使国民党特务稽查，也不会引起怀疑。办好入住手续后，张滢华高调出门“购物访友”，下午16时许大摇大摆地回到酒店。不久何凤元驾车送乔冠华到酒店，又去机场接刘敬宜。张滢华陪乔冠华说了一会儿话，就离开了酒店。

　　刘敬宜第一次见到乔冠华，就被其气质风度、渊博学识和犀利谈锋所吸引，也很赞赏他的率直诚恳。两个人谈得非常融洽。刘敬宜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出面阻止港英当局的倒行逆施，乔冠华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若现在中国共产党出面，肯定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这对刘非常不利，最好的办法或者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由刘敬宜带领中航返回解放区。这次秘密会面，乔冠华虽然未能说服刘敬宜，但在中航坚决不去台湾和保护器材不让国民党抢走或遭英国人破坏等关键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

　　三、中国共产党声援

　　8月17日，中航厂房被查封一事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各大媒体均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刘敬宜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希望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港英当局抗衡。正在做两航起义策划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耀寰，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此时应《大公报》之邀，以“姚驰原”为笔名，发表《透视中航公司——看迫迁修理厂》一文。该文涉及事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背景，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文章最后指出：“真正解决这个难题，还需要中航面对整个新中国人民基本胜利形势下抉择它应走的方向！”陈耀寰这篇文章的弦外之音是：国民党在外交上已失去信誉；英国政府两面骑墙，有意为难国民党而向中国共产党暗送秋波，但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又抱有警惕；美国人碍于与英国的关系，面对中航困境，拒绝伸出援手；中航未来的发展走向，需要放在整个大局发展的态势下重新考虑。这篇文章发表后，在香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港英当局迫于中航停航造成的影响和舆论压力，于8月18日归还中航修理厂，同时又发出最后通牒，中航最迟于本年11月22日迁出香港。刘敬宜、乔冠华秘密会面和姚驰原文章对中航的声援，在刘敬宜愤懑和无助的内心深处燃起了一丝希望。

　　四、台湾催命

　　蒋介石步步催逼中航迁台。刘敬宜深知，中航上上下下都不愿到台湾陪葬，现行的策略是能拖一天算一天。10月21日，蒋介石电令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于10月26日到台北相商要事。两人忐忑不安，陈卓林打定主意不去，在登机时“突然”肚子疼无法成行，刘敬宜则“单刀赴会”。

　　原来有人密报蒋介石，说刘敬宜将中航在广州的飞机及器械私自撤至广西，送给了李宗仁。蒋介石问清绝无此事后，阴沉肃杀之色稍减，他拍着刘敬宜的肩膀抚慰道：“多事之秋，你有困难，尽可以直接来找我！”蒋介石还让人开具了一张200万银元的支票，要刘敬宜尽快将中航迁至台湾。刘敬宜为打消蒋氏父子的猜疑，在台湾假戏真做，频频动作，似乎中航迁台已势在必行。

　　11月3日，刘敬宜收到台湾“交通部长”端木杰的电报，让他即刻动身，于11月5日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有事务必请一决”。该机场属于军用机场，中航与当地向来没有业务联系。刘敬宜感到事有蹊跷，打电话证实陈卓林也接到了同样的电报。听说刘敬宜准备去重庆，陈卓林连连劝阻，“望刘兄千万不能自投罗网”。随后，蒋介石要撤换刘敬宜和陈卓林的风声日紧。

　　五、箭在弦上

　　当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委派的吕明（国民党空军中的地下党员）、查夷平（爱国进步人士）等人抵达香港后，迅速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陈卓林参加起义的态度明确、坚定，刘敬宜则一直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眼看两航起义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起义时间定为11月11日，但刘敬宜对起义依旧保持沉默，何凤元感到十分焦急。为此华祝（中航电讯课课长）提议搞一次小型家庭宴会，席间再由何凤元做刘敬宜的工作。此事征得吕明同意，并提出有些问题需要摊牌。

　　11月1日晚，华祝举办的家宴坐满一桌，共有11人。席间刘敬宜频频举杯，却只听不说。最后，华祝不得不对刘敬宜说：“起义是大势所趋，也是全体员工的愿望，现在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只等刘总经理与我们一起行动，领导起义。鉴于准备工作已做到这种程度，即使刘总经理不来领导，员工自己也会采取行动。”但刘敬宜仍未明确表态。

　　随后几天，中国共产党得到情报，起义的消息有可能被走漏。于是指挥部决定提前两天起义，于11月9日北飞。11月7日晚，吕明在查夷平、何凤元的陪同下，来到刘敬宜家中，做最后的争取。刘敬宜的秘书吴景岩拿出自己起草并经何凤元悉心修改的《中航起义宣言》，请刘敬宜过目签字。

　　读到这份公司42名中层管理者和技术骨干都签了名的宣言，刘敬宜的内心受到更大震撼：正如华祝所说，即使他本人不参加，起义也将照常进行。如果发生起义，自己信赖的所有骨干都投向中国共产党，他岂不成了孤家寡人。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刘敬宜被员工们彻底抛弃了。即使他自己效忠“党国”，可手下干将全都跑到中国共产党那边去了，蒋介石也一定不会饶恕自己。更重要的是，中航20年来形成的发展局面如果断送在自己手里，他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吕明在美国受训时与刘敬宜有师生关系，他说今晚学生特来最后进言，不希望这是学生与老师最后的交流，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向老师请教。刘敬宜答道：“这‘最后’二字对你而言是一份责任，对我而言是一份情谊。”查夷平问刘敬宜：“国内5亿同胞在等你，你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还是忠于中国5亿人民？”查夷平还介绍说，中央航空公司和陈卓林已下定决心起义，现在就等中航了。听罢此言，刘敬宜拍案而起，双眸放出灼人的光芒：“好，就这么定了，我跟你们一起走！”

　　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中国民航网智库专家林明华 原载于2019年8月14日《中国民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