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份简报中把握重大契机

　　1935年，中央红军在与外部隔绝的川西北地区转战了4个月，于当年9月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镇。部队进驻当地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聂荣臻派人送来的一张7月份的《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后来，这则消息又在镇上找到的报纸报道中得到了证实。它给历经磨难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星。党中央据此下定了到陕北落脚的决心，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时隔近30年后，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下称“巴航”）总经理马立克·努尔·汗将军以私人身份访问了中国北京。1963年5月底，努尔·汗的访问行程即将结束，并打算离开北京。周恩来总理目光如炬，在民航总局一份关于努尔·汗访华情况的简报中得知，这位巴航总经理目前就在北京，于是他立即决定次日接见努尔·汗。

　　6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努尔·汗。在会见时，努尔·汗详细陈述了巴航的现状，对于到邻国做客却不能乘坐飞机，只能绕道香港坐火车感到遗憾，并表达了希望中巴两国通航的意愿。周恩来认真倾听，并不时点头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最后，周恩来总理鼓励努尔·汗说：我们也有相同的意愿，希望你能与中国民航总局商定，双方尽快就通航问题进行磋商。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指示民航总局负责人：对中巴两国通航一事应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研究及制订规划，尽快完成扩建广州、上海机场跑道的工作。对有关两国通航的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也作出了安排。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中国民航采取主动而又实事求是的行动，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辟至东南亚、西亚、非洲的国际航线，并决定扩建上海虹桥国际航线机场，以满足与外国通航的需要。

　　二、“他对中巴通航很感兴趣”

　　周恩来总理主动提出接见努尔·汗，给努尔·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万万没有想到，一次以私人身份进行的访问竟然得到大国总理的重视。努尔·汗说：“见到周恩来是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收获。”他回到巴基斯坦，刚下飞机就在机场打电话给他的密友——阿尤布·汗总统：“我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对中巴通航很感兴趣。”

　　巴基斯坦与我国山水相连，是南亚的第二大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巴友好源远流长。我国古代两位高僧法显和玄奘到印度取经时，就是取道今天的巴基斯坦，而在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也经过这里。

　　努尔·汗回国不久，巴基斯坦政府便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中巴两国就通航问题进行谈判，欢迎中国代表团到巴基斯坦访问。民航总局为此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指示民航总局进行周密准备，尽快组团赴巴

　　基斯坦谈判，越快越好。

　　三、“外交航空”的一次盛举

　　1963年8月，中巴两国的通航谈判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部展开，谈判进展顺利。巴方接受了以中方文本（是周恩来总理精心修改的）作为谈判基础，只是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遇到了阻碍：

　　一是协定签字后是立即生效，还是经议会审议批准后生效。根据巴基斯坦的行政体制，凡涉及国与国的双边协定，都要经过议会批准；而我国则只需国务院批准即可生效。中方代表团遵照周恩来总理要“很快达成协议，很快签字，很快生效”的嘱咐，提出希望协定尽快生效。为此，努尔·汗直接向阿尤布·汗总统汇报，通过行使“总统特批，议会备案”的程序，使协定在签订当日即生效。

　　二是航线的走向。原来商定的航线是卡拉奇—达卡至广州—上海，但在谈判过程中，巴方提出从卡拉奇或拉合尔再抵达中国的另一个地点，其真实意图是想经过我国的西部地区抵达北京，但并没有予以明确表达。当时我国的西部空域还没有开放，而且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区。然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西部空域早晚都是要开放的。从情理上讲，放着近路不走，硬要绕一个大圈子也确实说不过去。所以，在谈判中，中方代表团最终同意了巴方的建议。这个意见被报到国内，很快获得批准，周恩来总理表扬说：“这个方案好，有战略眼光！”

　　在谈判圆满结束后，阿尤布·汗总统在拉合尔市政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他说：“中巴两国是亲密的邻邦，过去就有丝绸之路将我们连结起来，如今我们将架起空中桥梁，两国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在中巴通航问题上，我与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希望中巴两国尽快实现通航。”

　　当时，巴基斯坦在与中国通航的问题上是承受了巨大压力的。美国政府以“停止援助、停止达卡机场扩建”相要挟，并且派国务院官员赴巴基斯坦施加影响和压力，妄图阻止两国通航协定签署；苏联则提出，要经过巴基斯坦领空，开辟苏联—印度的航线；巴基斯坦国内也有一些反对派公开表示反对。与此同时，中巴通航谈判轰动了世界，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最终，巴基斯坦政府顶住了来自超级大国的压力。1963年8月29日，中巴两国政府在卡拉奇签署《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为实现中巴通航，中方扩建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以便接纳大型喷气客机。上述扩建工程在短短半年内竣工。

　　1964年4月29日，中巴两国正式通航。巴基斯坦108人的首航代表团访问我国，其中不仅包括巴基斯坦各界名流，还有8个国家重要新闻媒体的记者。这些新闻记者来到长久以来被西方封锁的中国，这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首航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酒会招待巴基斯坦首航代表团，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出席。外电评论说，这是世界航空史上“外交航空”的盛举。

　　中巴通航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通往来，打破了霸权主义大国在航空交通领域对我国的封锁。周恩来总理经常教导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说外交行动要“见机而作”，“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而中巴通航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外交杰作。

　　四、天公妙笔善留白

　　1971年7月9日凌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国际机场登上了一架巴航波音707型飞机，飞往美国人心目中的“神秘国度”——中国，开始了一次勇敢的政治探险。

　　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阻碍太平洋两岸人民交往的“冰山”开始融化，东西方两个敌对巨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安排这次世界现代外交史上最著名会面的，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运送基辛格博士一行秘密访华的，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飞机飞往北京，途经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空；而为巴航专机领航的，是周恩来总理特别安排的中国民航领航小组。

　　回溯历史，当年中巴两国通航，对于日后改变世界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民航网智库专家林明华 原载于2019年8月28日《中国民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