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航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民航运输规模、服务能力和地位作用显著提升，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需求，对促进国家对外开放，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我国民航发展的高速度和大规模，并没有成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率和优质量，粗放型增长模式下资源要素简单投入对增长的边际贡献率逐步递减。民航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影响已经显现。民航发展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国家发展新战略、人民美好生活新需求。面向未来，我国民航提出了“一加快，两实现”民航强国战略进程，必须加快转变发展理念，转换发展方式，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根本性作用，提高民航业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民航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进我国民航发展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一、加快转变“速度规模”为主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航发展面临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航空出行需求与民航行业供给和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民航业实施跨越式发展策略，集中力量、通过资源要素的高强度持续投入，加快发展速度和扩大行业规模，实现了基础设施、机队规模、保障能力的显著提升，在短时间内基本实现了航空市场总量的供需平衡。但在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国际竞争力、节能环保等行业结构、发展质量方面，我国民航发展积累了较多“历史欠账”。 

　　这种“欠账”一方面体现在行业自身发展的质量不高，即行业运行的总体效率不高，运行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低。特别是随着行业规模的快速扩张，运行主体的管理尺度、运行链条的关联程度、运行监管的复杂程度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例如当前我国民航一天完成的周转量比改革开放之初的一年的周转量还多，一年引进的飞机可以装备一家大中型航空公司。当航空公司向集团化、谱系化发展，机场向多跑道、多航站楼的巨系统演进、空管向大终端运行、协同管理变革之时，我们更需要苦炼内功，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运行效率。 

　　第二，航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体系、服务质量和满意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当前我国民航发展仍存在的诸如国内国际、干支、东西、客货、运输通用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发展“弱势”地位尚未得到有效转变。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产业现代化、消费多元化，民众对航空运输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日益迫切。存量和增量问题交织，严重制约定了我国民航服务发展。因此，新时期民航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着力推进结构优化，优化完善民航的服务产品体系。 

　　第三，民航的经营管理水平相对粗放，创新能力薄弱，竞争方式简单。产品服务单一、一哄而上、简单价格恶性竞争等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外部环境变化的日新月异，全球航空市场正处于新旧市场格局的转换期，国内高铁成网运行已经对国内运输市场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产业应用，航空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应该更加突出以品牌、服务和创新能力为价值导向，加快完善航空市场化机制，更加充分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加快转变服务发展理念，不断深化航空服务高质量发展内涵，全链条、全方位地提升航空服务的竞争力。 

　　二、加快转变“简单模仿”为主的发展路径 

　　历史地看，我国民航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是积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过程，也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的过程。如果说过去快速增长是发挥了“后发优势”的结果，那么我国民航当前面临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一些中国民航所独有、无法再去参考借鉴的问题，“后发优势”效益逐步递减，“后发劣势”效应则日益显现。 

　　第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民航与国际接轨初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行业规章标准基本是对欧美标准的“拿来主义”，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由此，“言必称欧美”已逐步成为中国民航各个领域解决发展问题的惯性思维定式。我们不否认欧美民航业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中国民航发展所具有的积极借鉴意义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欧美国家在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体量、交通系统结构、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与我国存在的诸多差异，相关发展理论和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值得推敲。当前，我国民航发展的规模体量全球第二，运行环境复杂程度和地理环境条件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超大型机场规划建设运营、综合交通协同运行管理、复杂空域条件下的超高流量运行管理等领域都是世界民航发展不曾遇到的空白领域。当“搬砖无砖可搬”的时候，需要我国民航立足自身独特需求，研究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自主创新，填补空白。同时，在民航核心装备和运行技术领域，我国民航自主创新能力严重滞后。空管、航行、适航、维修、机场等领域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和产品方面，我们还存在被卡脖子的现象。 

　　第二，制度层面有待深化改革。民航通过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化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行业生产力。坚定不移的实施市场化导向的制度改革，这既是我国民航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推进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面向未来，我国民航市场化制度环境还有待优化，现代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必须改革创新，探索中国特色的民航发展体制机制，切实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藩篱，促进我国民航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加快转变“被动跟随”为主的发展状态 

　　从资源条件来看，我国民航持续高速发展，一直面临基础设施、空域资源、专业人才等核心资源短缺的问题。当前我国民航面临的资源瓶颈短板效应更加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航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基础设施容量、服务保障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发展时间和外部资源的持续投入，这是影响行业发展的长期变量。尽管我们一直在持续加大基础设施、空中交通和专业人才的发展投入，但全行业系统保障水平和专业能力增长幅度均低于市场增长的发展预期。航线航路里程年均增长仅4%，空域结构没有根本改善，每年新增10条跑道，200多个左右的停机坪，与需求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大。行业运行保障资源缺乏余度，全行业长期处于满负荷状态，安全运行基础薄弱。相对于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民航行业“被动跟随”的发展态势不但没有扭转，还有更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因此，仅靠资源要素的简单投入，而不同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走民航发展的老路是难以为继的，对行业运行效率和航空服务质量的要求，只能是“空谈”。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民航发展所需的空间和资源条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大多数机场新建、改扩建工程均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与城市、产业发展协调，空域资源协调的矛盾。这种矛盾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必然，也是我国民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直面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民航发展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也日益受到公众关注。特别是大型机场航班起降的噪声影响，航空器飞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因素日益成为我国民航发展面临的刚性外部约束。为此，民航发展应该主动作为，创新绿色民航发展路径，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新趋势，更好地实现国土空间的有效衔接，更佳积极地构建噪声、排放等民航负效应的有效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和丰富民航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内涵，满足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 

　　四、加快转变“要我服务”为主的服务理念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总体判断体现在民航业发展层面，意味着人民群众对民航服务产品的种类、服务范围、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有了更高要求，关注重点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民航而言，市场需求的变化要求服务理念要加快从“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转变。 

　　要充分发挥民航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航业是重要的战略产业”“新机场是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国家实施全面开放和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对民航构筑更加通达的国际运输网络，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增强动力源功能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这要求民航发展必须不断丰富其内涵和外延，主动承担起国家赋予的历史的使命。目前，我国民航的产业辐射能力薄弱，国际竞争力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是提升我国民航国际竞争力，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必有之路。通过创新，推进民航高质量发展，才能系统地提升我国民航的战略引领力、经济带动力和服务竞争力 

　　加速新兴技术应用创新，引领民航新的产业变革、服务变革和管理变革。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形态和组织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加速应用，对我国民航加快实施运行管理、客货服务的智慧化、精细化创造了技术条件。为此，我国民航要加强技术应用创新，加速“智慧机场”、“智慧空管”建设，提高民航智慧运行和智慧服务的水平。 

　　加速融入现代综合交通，创新“航空+高铁”的服务新模式。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庞大的高铁网络，随着高铁、城际铁路引入枢纽机场，我国民航已经具备了创新打造“航空+高铁”联运产品的技术条。积极融入综合交通体系，实现两种快速交通方式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一体化服务，为旅客提供“人享其行，畅通全球”的现代综合交通服务体验。这将成为我国交通领域的技术、服务和模式创新，也将进一步优化我国运输结构，对促进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支撑交通强国建设，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彭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