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境阳性率”的角度来看，有些境外地区的疫情已经不是“高风险”，而应该被视为“甚高风险”甚至“极高风险”。我们必须更小心地处理它们：否则，南京机场的今天，就是其它机场的明天。

　　Delta变种这一次以南京为始的传播的感染者已经突破200人，波及十余个兄弟省市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梳理入境疫情防控系统，才能在冬天保护国内来之不易的局面。笔者今天想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对境外各地疫情的分类梯度和标准。

　　根据卫健委的官方表态，“境外”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外，通通计入“高风险”地区。但我们倘若复查境外输入传染源，就会发现“高风险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

　　我们将浦东机场和白云机场自19日到28日的境外输入情况做一对比：

　　浦东机场自19日至28日期间确诊计19例，平均每天2例：日本、美国、斯里兰卡各两例、加拿大、阿联酋、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塞舌尔（卡塔尔、斯里兰卡中转）、塞尔维亚（奥地利中转）、英国（芬兰中转）、巴西（瑞士中转）、巴林（阿联酋中转）、罗马尼亚（德国中转）、塞内加尔（法国中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中转）各一例。

　　而白云机场从19日到28日的记录一共有60例，平均每天6例，远多于浦东机场：马来西亚九例、孟加拉国八例、刚果金（肯尼亚中转）七例、英国（荷兰中转）六例、埃及五例、菲律宾四例、伊拉克三例（两例直飞+一例伊朗中转）、科威特、缅甸、日本、巴拿马（法国中转）各两例、阿联酋、柬埔寨、肯尼亚、伊朗、加纳（肯尼亚中转）、喀麦隆（埃及中转）、卡塔尔（阿曼中转）、尼日利亚（德国中转，西安入境）、苏丹（埃及中转）、乍得（埃及中转）各一例。

　　将每周该国始发旅客检测阳性人数除以该国始发旅客总数，可得名为“入境阳性率”的指标。例如，斯里兰卡往上海每周一班空客330，入境旅客约200人，阳性率约为百分之一；同时，美国往上海每周十二班（AA两班、DL四班、UA四班、MU两班），人数超过2000人，阳性率不到千分之一。同理，埃及、肯尼亚、孟加拉等国往广州的航班，“入境阳性率”也很高。

　　这种异常的“入境阳性率”反映出该国的核酸抗体“双检测”工作存在不确定因素。我国驻外各使领馆和当地检测机构合作对来华、回国旅客进行“双检测”，通过提前进行筛选降低入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压力。

　　但是，双检测工作依赖于当地的病毒核酸、抗体检测能力。如果旅客出发地国家的检测能力不足（漏报），或者检测态度不端正（瞒报）时，就会导致“假阴性”的出现。这些假阴性在入境机场显露出本来面目，造成了境外输入病例。反映在“入境阳性率”上，就是该国的入境阳性率不成比例的高。

　　这种“不成比例的高”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今年深圳机场的输入性新冠疫情。由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来深圳的一班航班，乘客仅有200人左右，却有30多个确诊病例。这样的事实不由得令人怀疑，当地的疫情检测能力能否可靠地为旅客出具报告。换言之，这些地方存在“双重高风险”：一重是当地疫情本身的高风险，另一重则是当地“双检测”机构瞒报、漏报的高风险。

　　深圳的故事告诉我们，对疫情的错误估计和低估，会使得入境口岸所在城市的居民承担检测可靠性上的结构性差异带来的不成比例的输入性疫情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驻外各使领馆之间，必须建立妥善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高风险”、“甚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等等级。

　　这将帮助入境机场更好处理航班，将人手和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对输入性疫情呈现出更长的潜伏期的国家旅客，集中隔离时间有必要延长；对“入境阳性率”高的国家旅客，有必要接受更频繁的核酸检测以尽早发现疫情。（中国民航网 智库专家李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