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型企业的数据资源开放内在逻辑，以及基于数据资源的组织演化过程逐渐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聚焦于民航业数据商业服务企业“飞友科技”，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的方法，结合动态能力与平台开放度的理论视角，以数据资源开放为基础，展开对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的深入讨论。研究结果发现：平台型企业基于数据资源开放的演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动态能力是平台型企业演化及其价值创造的重要基础；平台演化过程中，以数据资源开放为基础的平台开放度演进，是促进平台型企业利用动态能力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平台型企业演化的内在规律及其发展演进，输出了理论知识增量与应用实践启示。  

　　关键词：平台型企业；数据资源开放；动态能力；平台开放度；飞友科技 

一、引言

　　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开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互联互通的新时代(Heimans等，2014)^[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1.3万亿元，GDP占比34.8%。过去五年间，数字技术引发组织情境变革，更广泛、多元的主体连接并参与组织活动，驱动组织间联系的平台化发展(王伟楠等，2019)^[2]。平台业务模式为主导的企业在体量和规模上都呈现显著增长，平台由此成为数据资源的主要交互场景之一(Evans & Gawer，2016)^[3]，引发研究与实践对平台商业运作逻辑的思考。典型实践来看：以阿里巴巴、滴滴、美团、58同城、赶集网等成熟平台型企业构建的商业生态系统，正通过产品、服务和管理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的业务发展与普及。这其中，数据资源成为平台型组织及其跨组织与产业边界的核心战略资产(Bertot等，2014)^[4]，并在平台开放机制的作用下逐步实现平台企业及其所联结的政府、产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外部组织的数据资源聚汇，以通过数据资源的挖掘、组合、利用与协同等实现平台自身及其所嵌入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Gupta et al., 2019)。然而，实践层面组织间因数据资源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潜在流失引发平台开放度的理性审视(Boudreau, 2010)，流量私域所造成的数据壁垒、以及选择性开放所引发的数据价值不齐等问题引发平台开放度的战略重思(Parker & Van Alstyne, 2018)，并成为制约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发展的关键(联合国，2019)^[5]。。2018年12月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数据资源开放纳入国家战略规范，以通过数字化进一步释放产业活力与效益，实现高质量的增长与价值创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8)^[6]。因此，数字化情境日趋发展的当下，以平台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开放内在逻辑，解析基于数据资源的平台组织演化过程，对于组织演化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价值。 

　　目前，学者们对于平台型企业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产业组织理论、战略管理和技术管理等视角予以展开(Mcintyre等，2017)^[7]。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是围绕平台型企业的网络效应建构经济学模型，其探讨的核心是平台定价和市场有效性等问题(Rysman，2009)^[8]；战略管理的主视角，是以竞争优势获取为切入点，阐述企业的战略行为和驱动因素，其主要研究内容是分析平台型企业的创新和竞争等问题(Eisenmann等，2011^[9]；Boudreau等，2015 ^[10])；技术管理的视角，则是基于设计理念和系统化思想，针对平台的技术架构进行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多围绕解析平台的模块化设计及平台生态构建等问题(Gawer，2009^[11]；Gawer等，2014^[12]；Tiwana等，2010^[13])。上述研究都输出了有价值的成果，但对于新兴技术、业态和管理范式等快速迭代的动态环境缺少整合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数字化情境下平台型企业的发展问题探究不足，具体的研究缺口表现为：第一，已有研究多基于静态视角，缺乏动态视角下平台型企业演化和问题的解析，而在探索平台型企业随社会发展过程中，以时间为主线所涌现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需要持续进行的重要研究方向(Rysman，2009) ^[8]。第二，现有针对平台型企业的研究，鲜有成果围绕平台型企业数据资源开放的逻辑展开；第三，以平台型企业为基础的平台研究缺少与经典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对话(Sriram等，2013)^[14]。 

　　针对现有研究中的不足，本文聚焦平台型企业数据资源开放的全过程，选择平台开放度作为研究平台型企业发展的基础，基于动态能力视角解构以数据资源开放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选择平台开放度作为平台型企业研究基础的原因在于：一是平台通常意义上具有连接多边用户，以及多边用户间存在跨边网络效应两个显著特征(Lin和Daim，2009)^[15]；二是平台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平台型企业因其具有的需求互补、网络效应、独特供给等特征(Gawer，2014)^[16]，能够发挥连接多边主体发展过程中核心竞争优势的独特价值(Gawer，2000)^[17]，并通过基础架构共享、激发单边和跨边界的网络效应，进而构建生态系统(Iansiti，2004)^[18]，因此平台开放度是数字化情境下平台型企业治理的基础性研究议题(Boudreau，2010)^[19]，也是描述平台演化过程的重要依据。而整合动态能力的理论视角，则能够在新兴技术、业态和管理范式快速更新迭代的外部环境下，弥补平台型企业现有静态研究成果的不足，转由动态演化的视角分析企业资源、能力的更新和升级演变(Eisenhardt等，2000)^[20]。 

　　基于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尝试解决如下问题：第一，探讨平台型企业数据资源开放的内在逻辑；第二，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研究平台型企业数据资源开放的过程；第三，系统解析企业以数据资源开放逻辑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为此，本文以飞友科技为例，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深入探究飞友科技作为平台型企业的成长过程，识别企业数据资源开放的依据、过程和结果，为数字化情境中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与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框架

　　1. 平台型企业内涵 

　　学术界对于平台型企业的内涵界定，一般从产业组织理论、技术管理、战略管理等视角展开讨论：产业组织理论视角认为平台型企业为双边或多边市场塑造公共交易界面，并提供嵌入于界面中的产品、服务或技术的经济组织(Weyl，2010^[21]；Hagiu，2014^[22])；技术管理视角将平台型企业视为公共技术架构或模块系统的开发者与运营者(Cennamo等，2013^[23]；Gawer，2014^[16]；Satish 等，2018^[24])；战略管理视角则认为平台型企业具备协调安排不同利益群体、构建发展型平台、承担治理任务等功能，其是处于生态系统中心位置的组织(Eisenmann等，2011^[9]；Thomas等，2014^[25]；Zhu等，2018^[26]；Eckhardt等，2018^[27])。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平台型企业内涵的解析，其总体可概括为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双边/多边市场，即两个或多个市场群体或利益相关群体参与^[17]；第二，网络效应，即网络中的一边会因其他边的规模和特征而获益^[10]；第三，开放性，即平台型企业能够支持不同市场群体的交互，是影响市场群体机会识别的开放性系统^[16]。介于平台型企业的上述特征，朱晓红等(2019)^[28]认为只要涵盖上述三个特征的经济组织均可称之为平台型企业，而无需考虑企业年限、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企业组织架构等因素。 

　　平台的根本特征是连接多边用户，而用户间存在跨边网络效应使得平台型企业的战略决策与一般企业呈现出较大差异，平台型企业的发展模式和过程也与一般企业大相径庭^[23]。因此，在开展平台研究与经典理论对话的过程中，必须围绕平台型企业的特征展开。基于平台型企业嵌入的独特情境，追踪平台型企业纵向发展的各个阶段，解构平台组织的演化过程，是数字化情境下平台型企业研究的关键议题。  

　　2. 动态能力视角 

　　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建构、重组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并塑造外部变化环境实现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能力。动态能力通常可以被解构为三类组织活动：1、识别能力：感知与评估组织外部环境机会；2、获取能力：调动资源以应对机会并从中获取价值；3、转化能力：持续更新(Teece，2007)^[29]。这三类活动可以通过帮助公司应对市场与技术的变化，维持自身的持续发展。不同于常规能力，动态能力是企业创造、维持与发展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企业有效利用常规能力(主要反映在行政、运营、治理等改善效率的组织最佳实践中)，编排异质性资源并塑造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的基础(Teece，2014)^[30]，其强调企业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以更有效地校准市场需求与环境机会(Helfat，2007^[31]；Zollo和Winter，2002^[32])。 

　　在Teece等创始研究者的基础之上，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的能力组合解构动态能力的内涵构成，如Teece基于过程视角所提出的“识别能力-获取能力-转化能力”的三要素框架；Wang和Ahmed(2007)指出^[33]动态能力本质上反映一种组织行为导向，其可以指导企业不断地整合、再配置和再创造资源，并将动态能力划分为适应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Wu(2007)^[34]则认为，动态能力包括资源整合能力、资源再配置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对市场变化做出回应的能力；Helfet和Martin(2015)^[35]则进一步将动态能力描述为动态管理能力，认为动态能力的关键核心在于管理认知能力、管理社会资本能力、以及管理人力资本能力三大能力要素。国内学者董保宝和葛宝山(2012)^[36]通过总结国内外的已有研究成果认为，动态能力是改变企业能力的能力，新创企业的动态能力应该分为资源整合能力、资源再配置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五个维度。 

　　但是多维构念仅是对动态能力维度解构的细化，而且国内外研究尚未对动态能力的要素划分达成统一共识(Barreto，2010)^[37]。同时，现有以“识别、获取、转化”等为重要基础的动态能力分析框架，也尚未有效整合组织演化的全过程视角(Satish 等，2018)^[24]。由此，本文基于Teece在2007年提出的“识别-获取-转化”的动态能力框架，分析与讨论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中的动态能力发展。 

　　3. 平台开放度与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 

　　平台开放度指基于多主体协同治理视角，依靠平台界面规则的管控，对平台用户实施选择性开放的程度(Boudreau，2010) ^[19]，决定了允许用户进入平台生态的门槛，以及用户参与平台产品交易和创新活动的程度。所以平台开放度越高意味着平台参与者进入的门槛越低，参与交易和创新活动的程度越高。现有研究多围绕平台开放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角度展开讨论，但是形成了相对立的研究结论。其中，Gawer(2009)^[8]、Cenamor(2013)^[38]、Chekanov(2014)^[39]等大部分学者认为平台开放度可以为平台型企业带来异质性产品或知识，促进平台发展，提升企业绩效；而Boudreau(2010)^[19]、Casadesus(2014)^[40]等少数学者认为平台开放度会带来恶性竞争，引发柠檬市场问题，进而抑制平台的发展。针对平台开放度研究结论存在的悖论，有学者指出可以通过设计并加入界面规则(Boudreau，2010)^[19]，使得多主体在生态系统内共生依赖(Pfeffer & Salancik，2003)^[41]，这本质上指向组织间协同关系的治理(Sandberg等，2013)^[42]。 

　　Mäekinen(2014)^[43]以商业生态系统的本质为基础，兼顾平台特征和功能，明确指出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platform-based BES，PBES）是建立在相互连接的供应商、互补商、分销商以及(新产品)开发企业等所构成的平台周围，其成员企业可以利用平台提升绩效的组织形态。其中，平台领导企业对整个平台系统架构以及对互补产品的生产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力(Cusumano & Gawer，2002)^[44]，所以平台领导企业必须拥有对终端客户和其他企业有益的、独特的做法 (Gawer & Cusumano，2008)^[45]。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就是获取并利用异质性、互补性的资源和能力，提高资源转化与利用的收益(Barney，2011)^[46]。平台型企业通过打开边界不断开放，也可以通过获取外部创新主体的互补性资源，进而快速积累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力(Fang & Kim，2018)^[47]。所以为了满足生态系统内涌现的异质性需求，平台会通过不断提升开放程度，吸引外部创新主体的加入，并鼓励企业利用外部资源来进行第三方创新(Linder & Cantrell，2000)^[48]，这就导致了平台型企业的演化，并形成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模型，推动创新网络产生让平台价值提升的互补型产品(Gawer & Cusumano，2002)^[49]。 

　　对于平台开放度的研究，国内外整体尚处在起步阶段，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West等，2014)^[50]，但围绕该主题的争论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契机。与传统资源的稀缺性、排他性和难以模仿性相比，数据资源具有海量性(Barney，1986)^[51]、共享性、价值稀疏性(杨善林等，2015)^[52]等特征。但是已有面向企业识别、获取、转化资源的已有成果，大多围绕基于传统资源视角下的现象描述和理论揭示(马蔷等，2018)^[53]，无法有效支撑基于数据资源展开的研究。由此，本研究将重点围绕数据资源开放的过程，深入探究平台型企业以数据资源开放逻辑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 

　　4. 理论框架建构 

　　现有围绕平台型企业的研究缺乏整合数字化情境的深入探讨，而该情境下平台型企业的机会识别、资源获取与转化等相关的能力发展与演化过程也亟待研究展开^[20]。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基础可知：一、动态能力是组织识别、获取和转化资源的关键；二、平台开放度是平台型企业将动态能力转化为自身与平台价值的重要机制；三、平台开放度是平台型企业对界面规则和服务范围的选择性设定；四、平台型企业及其价值创造嵌入于演化的过程。综上所述，本文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有利于从新的商业实践中归纳提炼理论(Eisenhardt，1989)^[54]，而单案例研究相对于多案例研究，更适合观察和总结企业的成长过程或演化机理，可以深入揭示复杂情境下组织动态变化的过程机理，适用于对现象的解释或者规律、理论的总结提炼。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单案例研究情境下的多个分析单元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实验(Yin，1989)^[55]，因此采用该方法有利于通过对企业发展历程的逐步解构，归纳出可靠的理论模型，保证案例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2. 理论抽样及案例简介 

　　本研究的案例样本采用理论抽样法。基于理论抽样法选择典型企业进行研究，可以带来极具价值的研究启示，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研究结论(Esienhardt等，2007^[56]；毛基业和李高勇，2014^[57]；Siggelkow，2007^[58])。针对本文所聚焦的“基于数据资源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议题，研究选取飞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飞友科技，Variflight Co.,Ltd)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具体原因为：第一，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新兴技术、业态和管理范式快速更新迭代的外部环境变化，民航产业经历了跨越式发展，而国家对数据资源的高度重视，促使民航业将信息化、数字化提升到产业发展战略的高度；第二，飞友科技开辟了民航市场“数据商业服务”这一全新领域，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几乎垄断了国内航班动态数据资源供应市场；第三，作为典型的平台型企业，飞友科技经历了数据资源的识别、获取、转化等各个过程，动态能力对平台型企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主题十分契合；第四，本文课题组与飞友科技保持了密切、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便于对飞友科技不同职位、职能的人员进行访谈、获取关键资料。 

　　飞友科技注册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安徽合肥，成立之初便宣布涉足航空数据服务领域。目前，飞友科技在北京、上海等地均设有办事处，目前拥有员工近300人，其中技术研发人员占比超过60%。2009年飞友科技主打产品飞常准网站上线，并成为当时唯一一家提供覆盖全国航班数据的企业。2011年飞常准APP正式上线移动端，几乎垄断了国内民航数据商业服务市场。2012年飞友科技开始构建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使其运营净利润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100%。据统计，2012年至2017年间飞常准APP累积获得国内互联网七项大奖。飞友科技通过对数据资源不断的识别、获取和转化，以及逐步扩大平台的开放程度，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作为典型的开放平台，其通用的发展轨迹可以参照“专有平台-部分开放平台-开放平台”的过程予以解构(West，2003)^[59]。飞友科技通过识别、获取和转化数据资源并逐步开放，提升平台开放度将企业边界逐步延伸至跨领域，最终将平台组织演化为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与已有开放平台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重点关注平台型企业发展中数据资源开放的过程，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系统解析平台型企业的演化过程。基于此，本研究将飞友科技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行业专有平台阶段（2005年至2008年）：飞友科技从成立到建立行业“中心化”数据平台的整个过程；第二，部分开放平台（2009年至2014年）：飞友科技布局C端市场产品“飞常准”的演化过程；第三，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2015年至今）：飞友科技开展跨领域组织间合作的演化过程。飞友科技发展的三个阶段关键事件如图2 所示。 

　　图2 飞友科技发展阶段及关键事件图（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3. 数据收集 

　　为使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更具更高的信度，课题组利用多方渠道，广泛收集飞友科技的一、二手数据与资料，运用三角测量的方法展开案例分析(Miles & Huberman，1994)^[60]，具体为：通过深度访谈获取半结构化的一手数据。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间，本案例的研究团队先后对飞友科技进行三次深度访谈，具体访谈情况如表1所示。在访谈过程中，团队成员通过分析和观察，及时追踪与捕捉被访者所回答的关键信息和所描述的企业现象，挖掘客观、详实的一手资料；利用公开渠道获取二手资料，如：媒体公开报道、企业官网、企业公开数据库等；收集企业内部的档案资料，具体包括：企业内部产品资料、内部刊物、内部会议资料等。其中半结构化访谈是本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通过结合多渠道、详尽的企业信息，保证了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表1 访谈情况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4. 构念测度与数据编码 

　　（1）构念测度。分别分析案例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数据资源开放过程，识别出平台型企业发展与数据资源开放的交互关系，提出一个整体的理论模型。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重点遵循第一手调研资料。关键构念的理解是由研究成员交叉检验，并利用思维导图辅助分析，通过不断地数据分析和资料概念化，逐步抽取涌现出来的逻辑关系，使理论达到饱和。为了降低作者主观认识造成的误差，研究应用客观数据界定关键构念。以文献回顾为基础，本研究的关键构念界定与测量如表2所示。 

　　表2  关键构念及其测度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数据编码和信度检验。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一二手数据编码(Strauss & Corbin, 1998)，并在Nvivo11的质性数据分析软件平台上展开。首先基于一手访谈数据与二手资料的整合，参照许庆瑞等(2013)和孟东晖等(2018)的方法，围绕“平台组织价值创造”、“动态能力”、“平台开放度”的研究主题内容，对质性数据进行多级编码，提炼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构念。编码过程以数据资料的段落为基本分析单位，对同一数据来源中特定段落内表述相近的内容记为1个条目，遍历形成初级条目库。在此基础上，根据初级条目进行组合整理，形成高级条目，并按照本研究案例企业的阶段划分，对各阶段的条目进行分类汇总。同时，运用表格对各阶段涌现形成的主要构念、关键内容等进行提取与总结，并建立条目和初级构念与“平台组织价值创造”、“动态能力”、“平台开放度”三大主构念的内容联系，将所有涌现的初级构念与细分条目按语义内容关联分配到以上3个主构念之中，交互讨论直至形成内容饱和与共识性结果（编码的结果及其关键示例的总结在下一部分的案例展开中呈现）。 

　　为保证编码过程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编码过程采用背对背编码，并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组成两个三人一组编码小组。首先，在正式编码之前课题组根据本案例的研究框架，向编码成员介绍研究设计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帮助编码成员建立对本案例的整体性理解；之后，邀请编码小组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并对两组编码结果进行对比。整个过程以测度编码成员对研究构念内涵及维度的理解一致率为标准，超过80%则由两个小组独立开始正式编码；最后，编码结果由两个编码小组共同核对，对于其中有争议的编码内容邀请第三方研究领域专家进行处理，保留达成一致的编码结果。 

四、案例分析

　　1. 行业内专有平台（2005年至2008年） 

　　2005年飞友科技正式注册成立，此时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态势已经不可阻挡，互联互通的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并深度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当时民航领域已通过深化改革引入了民营资本，奥凯、春秋、吉祥等民营航空公司先后成立，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航线网络的丰富程度。但当时空管、航空公司和机场等业内各个机构之间的运营系统处于割裂状态，造成了行业内的数据壁垒。数据壁垒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行业内对于航班的信息无法有效协同。飞友科技创始人作为华东空管局的资深管制员，敏锐察觉到了外部环境与行业现状之间巨大的落差，于是坚定了飞友科技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通行业数据壁垒，解决民航领域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决心。飞友科技通过签署保密承诺书、保密协议等维护合作方基本权利的形式，开始邀请空管、航空公司和机场等业内机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行业性的“中心化”数据平台。行业机构将不涉密的气象、航班信息、空域流量等数据上传至平台，然后平台利用免费共享的方式，向参与共建的机构提供他们所需的数据。此时的飞友科技相当于为行业机构搭建了一个免费的共享“云服务”平台，帮助行业机构在平台上交换数据。通过这样的数据资源开放方式，飞友科技打通了业内不同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据统计，截止2008年，飞友科技用三年的时间，在“中心化”的数据平台上汇聚了中国70%以上的民航相关数据。同时，飞友科技利用“中心化”数据平台打破行业数据壁垒的做法，在行业内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提升了企业声誉。相关材料例证如表3所示。 

　　表3  行业内专有平台阶段资料举例及编码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部分开放平台（2009年至2014年） 

　　2009年飞友科技依托“中心化”数据平台上累积的规模化数据，面向C端用户的主打产品飞常准网站正式上线。飞友科技以前期积累企业声誉为基础，匹配C端用户需求，基于免费短信和运营商SP服务推送航班的延误信息。但是此时推送信息的精准度不高，仅能实现航班规划范围内或由于外部环境影响导致的基础性预测功能，无法实时跟踪、获取航班的动态信息。2011年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移动互联网正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同年飞常准安卓客户端上线，2012年IOS客户端也正式推出。2013年飞常准APP用户突破1000万，APP下载量总排名连续数月排名第一。同年震动民航领域的“十问长水”事件爆发，由于数据壁垒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一架飞机起降时间的增加或者减少，受到多个不同环节的共同影响。介于民航领域飞机延误不顺延后续航班的原则，除去天气、空域管控等外部环境的改变，机场运营效率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航班可能由于在机场停留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延误情况的发生，而且航班的延误会对后续执飞计划产生“蝴蝶效应”。所以一旦发生航班延误，无法精准了解航班动态信息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造成了对相关信息一无所知的民航旅客极大不满。由于受限于机场内部信息化程度，当时数据在机场各部门间同样存在壁垒，而且国际航班的动态信息也基本处于“黑箱”状态。于是从2014年开始，飞友科技自主研发了新一代机场协同决策系统（简称A-CDM），意在帮助机场提升运营效率的基础之上，通过自主采集数据的方式，掌握飞机在机场停留期间的情况。另外，飞友科技还通过布局遍布全球的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简称ADS-B），实现自主采集国际航班动态数据，补充平台上数据资源的缺失。随后飞友科技依托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即时性、定向性等特点，全面升级了平台上用户的触达方式和体验，实现了精准实时更新和预测航班起飞、到达、取消、返航时间等功能。介于推送动态信息的精准度较高、完整性较强，飞友科技恰当地消除了旅客对于航班延误的不满心理，促进用户量的爆发式增长。2014年，飞常准APP获年度“最受欢迎商务工具APP”等多项大奖。相关材料例证如表4所示。  

　　表4 部分开放平台阶段资料举例及编码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3.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2015年至今） 

　　2015年随着飞常准APP用户量的爆发，飞友科技迎来了进一步拓展商业版图的机会。飞友科技借助旅客出行整个过程产生的衍生商机，深度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逐步实现了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的商旅、用车、保险、物流等行业解决方案全覆盖。飞友科技与合作伙伴之间通过共同开发新场景下数据资源利用的方式，形成了基于数据资源的企业间互动，为平台上的用户持续不断提供着全新的数据商业服务。基于此，飞友科技吸引了大量的跨领域合作伙伴。2016年飞友科技净利润将近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收入近95%直接或间接来自跨领域深度合作。飞友科技在深耕行业与跨领域两个维度上的持续发力，保证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2016年飞友科技宣布CHINA A-CDM战略，截止2018年共为国内86家机场建立了A-CDM系统。2018年飞友科技与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意在深度挖掘和累积民航产业数据资源，提升数据资源的多元场景应用价值。2019年飞友科技与渤海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联合推出金融产品“时间钱包”，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细分目标客户、洞察用户需求，将支付、信贷等的金融服务拓展至航旅场景。据统计，2018年飞常准APP累积下载量突破1.8亿，成为国内民航数据商业服务领域的“隐形冠军”。相关材料例证如表5所示。 

　　表5 部分开放平台阶段资料举例及编码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案例发现

　　本研究聚焦民航领域数据商业服务企业“飞友科技”，通过整合动态能力与平台开放度的视角，针对以数据资源开放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展开了深入讨论，总结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数据资源开放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1. 行业内专有平台阶段：数据共享 

　　资源识取是资源整合过程的源头和触发点，是新创企业识别和获取所需资源的外部搜寻行为(Sirmon & Hitt，2009)^[61]。为了能够促进新创企业的快速成长，必须明确资源识别、获取和转化等的重要性(裴旭东等，2018)^[62]，而利用新技术是资源识别与获取的常用手段之一(Pisano，2000)^[63]。获取的外部技术与知识是当组织面临快速增长的非连续性环境变化时, 以提高自身适应力、竞争力和生产力为目的的应对措施，其本质是寻求将信息技术带来的对数据处理能力有机转化为企业内部创新能力的过程(Yogesh，1998)^[64]。面对行业痛点产生的商业机会和互联网技术即将带来变革的时间窗口，飞友科技创始团队积累的行业知识和经验，成为帮助他们认知行业痛点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互联网技术是构建网络的基础，网络不仅能够让新创企业降低资源识别与获取成本，还可以充当资源供需双方交换的通道，消除资源相互流动的距离(任胜钢和舒睿，2014)^[65]。邀请行业机构共建“中心化”的数据平台，就是飞友科技瞄准行业痛点，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不同机构之间的网络，面对环境变化时识别、获取数据资源的过程。通过提供相当于免费“云服务”的形式，飞友科技利用共享形式的数据资源转化方式，让有价值的数据在平台上涌现并开放，打破了行业各个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数据免费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一般都要超过直接出售数据的所获收益(OECD，2010)^[66]。飞友科技正是利用数据免费共享的方式，将数据资源开放给各个参与共建数据平台的机构，满足了参与机构的需要和期望(Wartick，1992)^[67]，赢得行业内合作伙伴的信任并建立良好的企业声誉，快速在行业内建立起竞争优势。这一阶段，飞友科技通过构建行业专有平台，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声誉，为平台累积规模化数据资源提供了支撑。 

　　2. 部分开放平台阶段：数据匹配 

　　企业成长与资源累积的同时，也会伴随着资源冗余的现象出现，此时只有通过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才能发挥冗余资源的最大价值(尹苗苗等，2014)^[68]。2009年飞友科技开始尝试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所涌现的C端市场，提供数据商业服务。飞友科技基于在行业专有平台上累积的规模化数据资源，利用匹配有价值数据的开放方式，满足C端用户需求就是其对数据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的过程。企业声誉可以有效提升客户对网络企业的信任程度(Jarvenpaa等，2000)^[69]。飞友科技借助前期累积的企业声誉，探索数据资源在C端潜在价值的过程获得了较大成功。但是由于此时机场内各部门间存在的数据壁垒问题，导致航班在机场停留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成为无法获知的环节，让飞友科技认识到了行业专有平台上存在的数据资源缺失等问题。在随后的数据资源识别和获取过程中，飞友科技便更加注重资源的互补性(Rothaermel & Boeker，2007)^[70]。将资源互相匹配、相互补充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也是进一步利用资源并产生价值的基础 (杜慕群，2003)^[71]。飞友科技针对性的研发了全新的ACD-M系统，并且布局遍布全球的ADS-B系统，在帮助机场打破各部门间数据壁垒、提升运营效率之外，通过对数据自主采集后的配置，提升并补充行业专有平台上数据资源的质量和体量，在平台上累积了体系化的数据资源。新创企业识别、获取、转化和配置互补性资源的能力，可以显著提高其成长绩效(Kraaijenbrink等，2007)^[72]。飞友科技从初探C端市场开始到发现数据资源缺失之后自主采集数据的整个过程中，行业专有平台上从多方渠道累积的数据资源总量不断攀升，之间呈现了极强的互补性，回应了数据资源海量性、价值稀疏性等特点。由此，飞友科技推动飞常准APP逐步实现了精准航班动态信息的开放和推送，提升了飞常准产品的技术质量(Cronroos，1982) ^[73]，即顾客所接受服务的结果，增强了用户的体验。加之借助移动互联网促进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主动传播(何大安，2018)^[74]，飞友科技几乎零成本的实现了需求端的快速扩张，在平台上沉淀了大量用户，推动平台由行业专有平台到部分开放平台的转换。据此，飞友科技通过补足数据资源短板并增强用户体验，为构建基于平台体系化数据资源匹配民航领域用户需求的部分开放平台提供了支撑。  

　　3.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阶段：数据协同 

　　平台开放度越大则平台上可利用的资源越多，可以显著提升平台提供异质性或互补性资源的能力(Von Hippel，2005)^[75]，所以在飞友科技的行业业务发展成熟后，开始注重和处于相似地位的跨领域伙伴开展合作，以便把握新的市场机会、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和上市速度(范钧和王进伟，2011)^[76]。用户基础(体量)是网络市场中的重要战略资产(Shankar & Bayus，2003)^[77]，同时用户基础(体量)也是一种重要的、非独占性的战略资源(Wernerfelt，1984)^[78]。飞友科技围绕部分开放平台上已经累积的庞大用户基础(Adner & Kapoor，2010)^[79]与体系化的数据资源，通过与跨领域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持续的突破传统线性交易逻辑^[43]，提出全新的企业间战略互动模式^[79]，围绕数据资源海量性、共享性和价值稀疏性等特点，不断“识别、获取、转化”跨领域异质性或互补性数据资源，并深度挖掘其潜在价值。价值共创是指组织打破原有封闭的运作，通过开放组织边界形成不同层次的互动(Grover & Kohli，2012)^[80]，并通过与利益相关方形成共生关系，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Kohli & Grover，2008)^[81]，这其中组织间互动反映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Yi & Gong，2013)^[82]。飞友科技通过与商旅、用车、保险、物流、科研、金融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企业构建数据应用新场景的方式，实现了基于协同的数据开放与组织间互动，面向C端用户持续涌现了高价值的增值服务与新产品，扩充了飞常准APP的服务内容，并满足部分开放平台上用户多层次的需求，形成了与跨领域组织间的价值共创常态(张婧和何勇，2014)^[84]。资源互动观认为(Lavie，2006) ^[83]，资源产生经济价值的潜力取决于与其他资源的协同或组合，尤其是网络成员间的互动为资源协同或组合提供了可能。飞友科技充分的展现了平台的网络效应^[10]、开放性^[24]、兼容性^[9]等特征，利用互补性数据资源吸引新的合作伙伴，推动组织间跨领域的连通以及数据资源的协同与组合，突破传统行业界限(Wu等，2014)^[85]，通过数据化生态共同撬动领域内与跨领域用户价值^[9]，构建了多方共赢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让平台在数据供给端与需求端两个方向上快速累积竞争优势。同时，飞友科技作为平台的所有者，基于数据资源与合作伙伴互动式的价值共演(West & Wood，2013)^[86]，持续促进平台上组织间的协同共生^[41][42]，成为了平台上的管理者与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并通过不断协调数据化生态内组织间数据资源的协同或组合^[59]，推动并完成了平台由部分开放到开放的转换。 

六、研究结论与意义

　　1.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动态能力和平台开放度的理论视角，对基于数据资源开放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过程进行了深度案例解析，总结数据资源开放内在逻辑与平台型企业演化的交互机制如图4所示。 

　　　　图4 数据资源开放内在逻辑与平台型企业演化的交互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研究得到如下三个主要结论： 

　　（1）基于数据资源开放过程的平台型企业演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在演化过程中，飞友科技的纵向研究案例显示，企业价值逐步提升是平台价值不断延伸的重要支撑，呼应了已有平台型企业对促进平台发展的研究成果^[7]-[14]，具体为：第一个阶段飞友科技构建了面向行业机构的专有平台，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声誉，为平台积累规模化数据资源提供了支撑；第二个阶段飞友科技构建了面向民航领域C端用户需求的部分开放平台，补足了企业数据资源短板、增强了产品与服务的用户体验，推动平台上形成了体系化数据资源以及用户基础的价值优势；第三个阶段飞友科技构建了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从基于输出高价值服务撬动领域内与跨领域用户价值、成为平台管理者等方面提升企业价值，并推动延伸平台价值至跨领域组织间价值共创。 

　　（2）动态能力是平台型企业基于数据资源开放内在逻辑的演化基础。飞友科技的纵向研究案例显示，平台型企业可以从符合数据资源特点的动态能力构建入手，通过逐步回应其他数据资源特点的方式，逐步完成面向数据资源开放独特的企业动态能力提升实践，即飞友科技从构建符合数据资源共享性特点的动态能力入手，通过不断“识别、获取、转化”互补性或异质性的数据资源，逐步回应数据资源海量性、价值稀疏性等特点，提升企业面向数据资源开放的动态能力。飞友科技的动态能力演进路径具体为：在行业机构专有平台阶段，飞友科技通过技术前瞻、行业痛点聚焦、共建数据平台以及数据共享等过程，实现了自身基于数据资源共享性特点的动态能力积累；发展至部分开放平台阶段，前一阶段的行业知识积累、企业声誉等基础，引导飞友科技推动数据自主采集、信息感知、数据资源配置以及数据匹配等方面的动态能力提升实践，补足了平台上数据资源缺失的短板；最后，当飞友科技发展至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阶段，其着力推进跨领域的机会识别、构建业务场景以及展开面向生态伙伴的数据协同与组合，“识别、获取、转化”跨领域互补性或异质性的数据资源，促进了基于跨领域组织连通的动态能力构建。 

　　（3）在基于数据资源开放的平台演化过程中，平台的开放度演进是促进平台型企业利用平台基于动态能力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机制。飞友科技的纵向案例研究显示，在其建立行业专有平台阶段，飞友科技主要聚焦于实现基于数据共享的数字资源开放，面向行业机构实现数据互通以及面向行业伙伴实现合作；进入部分开放平台阶段，飞友科技聚焦于实现基于数据匹配的数字资源开放，并制定了以需求为导向的开放界面规则，确定了以民航领域用户为核心的服务范围；发展至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阶段，飞友科技聚焦于实现基于数据协同的跨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并确定以数据化生态为架构的平台开放界面规则，同时明确提出了跨领域连通的生态服务范围。 

　　2. 理论意义 

　　本研究从如下几方面对平台理论的研究进行了补充：首先，针对已有研究缺乏动态视角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追踪的理论缺口，本文从纵向案例出发，整合动态能力与平台开放度的理论视角，解析了平台型企业通过动态能力与平台开放度的交互作用，及其实现价值创造的演化过程。上述研究结论回应了Rysman(2009)提出的以“时间为主线探索平台型企业发展”的理论主张^[8]；其次，本文典型案例所连接的数字化情境及其分析过程所嵌入的数据资源开放逻辑，为已有平台理论相关研究(如Gawer，2014^[16]；陈威如和王诗一，2016^[87]；Cusumano等，2019^[88])与数字化情境及以数据资源为基础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洞见。与传统平台理论所聚焦的技术资源(Gawer，2000^[17]；Gawer，2014^[16])、客户资源^[87]等不同，本文认为行业数据资源同样是平台型企业演化及其生态系统价值创造的关键资产。在已有平台型企业通过基础技术架构共享激发网络效应(Gawer，2000^[17]；Iansiti，2004^[18])，以及通过连接多边用户创造网络价值(Lin和Daim，2009)^[15]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了供给端与需求端基于行业数据资源的互通与协同，从而实现平台生态价值的创造；第三，平台理论作为一个交叉性议题亟待深度展开与经典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对话(Sriram等，2013)^[14]。本文整合动态能力理论与平台开放度的视角，回应并补充了平台演化与快速更迭的外部商业环境的交互(基于动态能力的逻辑)(Cusumano等，2019)^[88]，以及平台治理的开放边界(基于平台开放度的逻辑)(Boudreau，2010)^[19]这两个平台研究的基础性议题；最后，本文所聚焦的民用航空产业及其数字化转型与发展的情境也在已有的研究中鲜有被关注，这为平台理论研究的产业情境延伸、理论与实践启示知识增量的涌现提供了基础。 

　　3. 实践意义 

　　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有：第一，为传统行业平台型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借鉴。本文的研究重点围绕民用航空业展开，并解析了以数据资源开放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演化三阶段路径。民航业属于典型的传统行业，因此研究结论对传统行业平台型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为平台型企业利用数据资源的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给出了平台组织演化不同阶段的数据资源开放形式，以及平台组织的价值创造结果。研究成果对平台型企业应该如何基于自身数据资源禀赋，为自身和平台创造更大的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为我国企业利用平台这一工具构建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解构了以数据资源开放为基础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演化路径，研究成果对企业思考应该如何利用平台这一工具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价值。 

　　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平台研究的理论体系，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所选取的平台型企业正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未来可能会向新的组织形态转型。因此本文将继续对该企业保持关注，观察其平台演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数据资源开放的新逻辑。并且还将针对飞友科技平台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如何处理生态系统中缺乏一致性、连贯性与安全性等问题进行持续关注(Almirall & Casadesus，2010)^[89]。其次，案例研究都面临的一个挑战便是普适性问题^[42]，所以未来将选取更多同类型的平台型企业，通过横向对比分析，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平台型企业演化路径。最后，数字世界的价值共创主要包括互动、融入和授权三个核心维度(朱良杰等，2017)^[90]。但是本文只涉及到了互动形式的价值共创。所以未来将对数字化情境下不同价值共创类型的平台组织进行研究，通过横向对比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提升对于平台组织演化过程中价值共创形式的理解深度。（作者王伟楠、严子淳、梅亮、陈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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