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企业技术投入对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基于航空运力的调节影响
摘要：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为探究区域企业技术投入对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利用海关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库通过匹配获取了2010年至2016年期间1302家上市企业，3316个产品种类，240968个企业样本的进出口数据, 从企业层面上验证技术投入对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增加企业研发支出与提高企业资本密集度有助于提升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利用OAG航空运输数据库中对应的区域国际航空运力数据，发现区域航空运力增速明显提高了企业资本密集度对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且贸易国政府效能与地区营商环境的外部制度因素缓解航空运力增速在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关键词：技术投入；国际航空运力；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全球价值链
0 引 言
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模式加速了国际生产分工的过程，中国以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模式。尽管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与合作中，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有所提高，但从本质上看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进口中间品，而不是国内创造，中国产业发展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刘琳, 2017；倪红福, 2017）。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溢出进行产业升级从而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时，往往受到主导价值链的跨国公司的抵制，形成“低端锁定”的现象（Gereffi et al, 2012；刘会政等, 2019），抑制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随着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中美脱钩迹象频现。疫情冲击正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洗牌，加速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促进国际循环向区域内循环过度的国际供应链价值重构（刘振中, 2020）。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如何促进高质量产品本地化生产，构建独立且弹性的供应链安全体系，并且通过发挥内需潜力，联通国内外市场，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国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通常反映在产品升级上（Humphrey等, 2002），国际竞争力越强的国家其价值增值率越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越高（Rodrik, 2006; 伍先福, 2019）。对于企业本身，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主要通过技术溢出、知识转移以及增加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实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均能促进技术溢出，促进技术复杂度的提升（Wang, 2010; 顾国达等, 2013）；对于企业外部，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形成的贸易环境，也会对产品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殷宝庆等, 2016）。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具有空间联系，经济效应可以通过运输网络扩散，交通能够促进聚集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利益从而提高生产力，惠及整个区域，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Chatman等, 2016; Deng等, 2014）。其中，航空运输的经济效应更加显著，由于航空运输时效性和高品质保障，极大地拉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和心理距离，并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中高端运输市场拥有绝对的竞争力，在全球贸易价值创造上占到35%（逯建等，2018）。
然而通过对该领域以往研究的评述发现：第一，以往学者多从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各方面因素进行研究（甄珍等, 2020；Bernard等, 2010；戴翔等, 2015；马述忠等，2017；屠年松等，2019），而当前国际环境贸易摩擦日趋恶化导致供应链壁垒增多，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明显，构建本地化供应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一轮战略方向，因此本文基于降低进出口依赖的角度，探究区域国际交通发展是否可以促进当地产业升级，降低区域对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要求；第二，现有研究停留在运输与贸易发展的关系，尤其是运输方式、运输成本等因素对贸易发展的促进等方面（Cosar等, 2016；Martincus等, 2017），并多聚焦于高铁等轨道交通方式（王雨飞等, 2016; 白重恩等, 2018），鲜有涉及航空运输与贸易产品升级的研究。因此本文有必要以航空运力数据为例，探究区域交通发展对技术投入与贸易产品技术水平之间的联系；第二，以往研究大多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单层视角关注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缺乏对于这些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作用路径的系统讨论，因此，本研究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两个维度，进一步探讨了内外部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路径与机制。
1 研究设计
产品升级通常用技术复杂度衡量，强调产品与产品之间技术含量水平的差异。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反映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黄先海等，2010）。技术复杂度受政策环境、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和距离等多种非技术因素的影响（Lall等, 2006）。在这一过程中，交通运输能够降低贸易壁垒和交易成本，加快知识技术、资本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的扩散，从而促使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更加均衡（Baum-Snow, 2007）。航空网络为区域内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研究发现不仅产业选址决策高度依赖航空网络布局，并且FDI的空间分布与区域间航空运输的通达性也密切相关（Brueckner, 2003; Idrissi等, 2017）。航空运输政策的开放性能够明显降低贸易成本，推动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Micco等, 2016）。关于国际贸易与航空运输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认为，航空运输加速商务活动的全球性，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Van等, 2014；Cristea, 2011)。尤其是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零部件在全球生产网络上移动，贸易结构越发复杂，协调任务增多，在贸易伙伴之间形成面对面的生产接触模式有利于贸易交易的成功（Storper等, 2004），而航空运输恰好有助于克服远距离协调的困难，从而更好地运行日益复杂的生产网络。而航空运输在促进贸易的同时，必然会促进人才和知识流动，为当地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影响当地产业升级，促进当地企业降低对外来产品的依赖，推动构建本土供应链。
1.1企业内部技术投入对贸易产品复杂度的影响
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主要通过技术溢出，增加企业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来实现，研发支出占比较高的企业，产品属性复杂，产品技术复杂性高。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技术复杂特征行业中的企业升级模式不同，产品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以自主创新为主（张永旺等, 2019），而产品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企业主要依赖外部先进知识（Majidpour, 2017; Miao等, 2018）。因此，研发支出更高的企业，其产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小，企业对外来知识的吸收意愿更低，则该企业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就会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研发支出有助于提升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在比较优势中有决定作用，尤其是在各类制造业部门，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具规模优势,其产品在国际分工下的生产环节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效果也更显著。因而这类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以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利益，进而改变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的现状，降低对于区域内对于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贸易依赖。因此，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更具有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品升级的竞争能力。研究表明，为维护垄断优势，一旦在价值链嵌入中由低端向高端环节攀升，大型跨国公司就会采取双重阻击和控制，将中国企业俘获在“微笑曲线”底端（王玉燕等, 2014）。比如 2020 年初，美国通用电气对于中国商飞 C919 发动机的断供威胁。由此可见，竞争实力越强的企业越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打压，发达国家牢牢掌握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和高端渠道。因此，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参与产品国际分工时能够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1.2地区航空运力增速的影响
贸易的持续增长为航空运输提供了市场需求，航空运输促进区域要素流动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并带动相关产业集聚。由于航空运输的高成本和及时性特征，航空运输促进大量商务人员、技术人员的往来交流，带来信息、知识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有助于企业创新（Hovhannisyan等, 2015; Strengers, 2015）。此外，通过航空运输服务可以带动融入世界市场，促进劳动力一体化和当地产业发展，加速区域经济发展。并且增加国际航班可以提升城市在国际中的知名度，提高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Bilotkach, 2015；Bel等, 2008），而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越倾向于由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生产（伍先福, 2019）。由此可见，通过增加航空运力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对于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贸易依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a：航空运力增速的提升加强了企业研发支出对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同时航空运输的发展促进区域要素流动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使当地获得资本、人力支持以及产生知识溢出，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赵伟伟等, 2018）。具体表现为：区域航班数量和旅客运力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就业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提高，促进高附加值产品流动（Bilotkach, 2015; Green, 2007），进而促进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循环流通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形成区域内制造，减少进出口依赖。因此，航空运力的增加促进了贸易往来，拉动了区域的经济发展，并有助于增加区域就业，通过增加航空运力减少进出口依赖有助于提升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b：航空运力增速的提升加强了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1.3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面，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良好的政府治理水平还会吸引外商投资（Saidi等, 2013; Shah等, 2016），有利于本地企业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并进一步创新；而相反观点则认为，良好的政府治理水平对贸易国设立的进入门槛提高，增加企业额外成本，反而会阻碍外资进入（Buckley等, 2007; 陈松等, 2012; 李晓敏等, 2017），从而不利于企业自身进步。更有学者提出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看,制度对创新的作用大致呈“倒U型”（张梦婷, 2015）。关于政府治理效能是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但是政府治理能力会对企业出口行为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高翔等, 2017）。高水平的政府治理能力能为国内企业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升出口竞争力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有积极的促进效应（张杰等, 2015），对整体贸易规模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谢丹阳等, 2018）。产品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企业倾向多元化的互动与合作往往导致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风险上升，而较好的制度保障则会削弱这种风险，因此，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对制度保障的依赖度更高（毛琦梁等, 2020）。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贸易国政府效能缓解航空运力增速在企业研发支出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H3b：贸易国政府效能缓解航空运力增速在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营商环境是企业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开办、关闭、经营贸易以及执行合约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等条件。民航运输承担着服务国家外交外贸的任务，与目的国通航的航权政策“边际扩张效应”表明，我国新增通航国家大部分与国家外交外贸大局有关。现有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良好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法律及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对外贸易往来（Gaglio, 2017），进一步促进了航空运力在贸易国间的增量。并且，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出口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好的营商环境能大幅拓展企业出口的规模和范围（Dollar等, 2006; 樊钱涛等, 2021)。此外，营商环境质量更高的国家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研发溢出（Coe等, 2009）。由此可见，营商环境虽然能促进技术溢出，但这种溢出大多是从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往来中获得，因此营商环境的优化增加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加剧对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贸易依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地区营商环境缓解航空运力增速在企业研发支出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H4b：地区营商环境缓解航空运力增速在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图1 所示的研究理论模型，结合航空运力的发展，探究区域企业技术投入对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影响。
图1研究理论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2 实证分析
2.1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主要使用了2010年至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及OAG数据库。三个数据库匹配成功后的样本包括1302家上市企业，3316个产品种类，其中产品分类使用的是海关HS6编码，最终观察值为240968个。产品技术复杂度数据的具体来源：各国人均实际GDP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国的HS6位码产品出口额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统计库，各企业的HS6位码产品出口额来自我国海关数据库。调节变量航空运力增速（dln_atks）是使用OAG数据库各机场可用载重吨数乘以公里数（atks）按照省份汇总所得政府效能（zfxnd）和营商环境指数（yshj）分别来自世界银行编制的WGI和世界银行每年的营商环境报告。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CPI、PPI、GDP增长率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均来自上市企业数据库。
2.2变量测度
因变量
本文采用Hausmann等（2007）的方法对产品技术复杂度（prody）进行测算，某类产品k的技术复杂度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c代表某个国家或地区，k代表一类产品，以海关数据库中HS6位码标准划分，xc代表c国或c地区的总出口额，xck代表c国或c地区k产品的出口额，因此xc/xck表示c国k产品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的比重，pcgdpc表示c国的人均实际GDP，简言之，k产品技术复杂度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出口k产品的各国或地区的人均实际GDP进行加权平均。
外部制度环境影响：反映来自企业外部影响的各国的政府效能（zfxn_d），以及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ln_yshj）。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来自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报告应用量化的指数分析比较不同时期190个经济体的商业法规和产权保护。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涵盖了10个领域：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此处使用各国政府效能数值与中国政府效能作差，政府效能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数（WGI），涵盖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详见表1和表2。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相关性分析结果
2.3实证结果
2.3.1模型设置
为检验以上假设，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基础模型：模型（1）和模型（2）首先分别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控制变量分别为省级控制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扩展模型：考虑航空运力增速的调节作用，分别建立了模型（3）和模型（4）。从外部的制度环境出发，考虑各国政府效能以及营商环境，建立模型（5）—模型（8）。prody_a指的是经过质量调整的产品技术复杂度。
2.3.2检验结果
（1）表3展示了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品技术复杂度回归的实证结果。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品技术复杂度显著正相关(β=2.0013,p<0.01)，企业资本密集度与产品技术复杂度显著正相关(β=0.0468,p<0.01)。在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控制不可观测的因素和行业因素后，显著性没有变化，符号依然为正。假设1a和假设1b通过检验，研发支出更高的企业，其产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小，企业对外来知识的吸收意愿更低，则该企业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就会提高。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参与产品国际分工时能够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
表3 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品技术复杂度实证结果
（2）表4的结果表明，航空运力增速对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0.0146, p<0.01）。但在控制行业因素之后，符号改变，显著性也发生了变化，假设2a不成立。航空运力增速对企业资本密集度与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0.0008, p<0.01），在控制行业因素之后，显著性没有变化，符合依然为正，说明航空运力增速明显提高了企业资本密集度对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假设2b通过检验。
表4 航空运力增速调节项实证结果
（3）从表5可以看出，贸易国政府效能对运力增速在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β=0.0021），但不显著，假设3a不成立。贸易国政府效能对运力增速在企业资本密集度与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0.0004,p<0.05），控制行业因素后，显著性没有变化。如前文所述，政府效能反映了对公共服务质量、公务员质量及其不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以及政府对这些政策的承诺的可信度的看法，反映的是政府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率。这表明，贸易地区的政府效能超过中国越多，航空运力增速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越大。因此假设3b通过检验。
表5 政府效能交互项回归结果
（4）由表6可知，各国营商环境对运力增速在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β=0.0014），但不显著，假设4a不成立。各国营商环境对运力增速在企业资本密集度与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0.0028,p<0.01），营商环境是与企业整个经营活动有关的一切要素的综合，涉及社会经济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多维度内容，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力。营商环境质量对贸易投资与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交乘项（dln_atks* ln_yshj）显著为正，控制行业因素后，显著性没有变化，可见营商环境质量削弱了航空运力增速在资本密集度对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表明贸易地区的营商环境与中国的差异越大，航空运力增速对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越低。因此假设4b通过检验。
表6营商环境交互项回归结果
2.3.3稳健性检验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杨红丽和陈钊（2015）的方法，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所属三位码作为分类标准，以企业某产品在行业内的平均航空运力增速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回归得到一致估计。根据表7结果可知，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企业资本密集度依然显著提高对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要求，与前文结果一致。
表7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3.1研究结论
本文从企业层面上探究了企业技术投入对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从区域航空运输的视角，利用海关数据的库企业进贸易数据和OAG数据库航空运力数据进行匹配，以验证航空运力对于企业技术投入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影响作用，从外部制度环境视角进一步对政府效能和外部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企业研发支出以及企业资本密集度有助于提升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主要通过技术溢出，增加企业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来实现，研发支出占比较高的企业，产品属性复杂，产品技术复杂性高。研发支出更高的企业，其产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小，企业对外来知识的吸收意愿更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参与产品国际分工时能够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因此，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要尽量避免过度依赖进出口贸易，并且善于识别利用便利高效的交通运输资源，通过转移产能、消化吸收新技术，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和经营环境，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其次，基于区域的航空运输影响的视角，区域航空运力增速的提升能够加强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国家研发创新能力的降低，也并未违背产业转型升级的初衷，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阻碍了依靠进、出口中间品技术外溢的企业研发。航空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的优势，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资源与要素通过航线网络的枢纽作用实现交换。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下，航空优势明显，区域航空运力升级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交通往来的便利有利于知识交流，吸引世界优秀人才，促进当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降低进出口依赖。然而由于企业提高研发支出能够增强自身的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及创新能力，从而使产品产生了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了出口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因此区域航空运力发展升级带来的区域产业升级效应是有限的，航空运力增速的提升对企业研发支出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并且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企业技术学习难度更大，更加不容易通过外部学习提升自身技术，短时间内难以通过区域间频繁的人员交流与知识流通获得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关键资源与创新能力。
最后，从外部制度环境影响因素来看，贸易国政府效能以及营商环境减缓了航空运力增速在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区域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是由于政府效能和营商环境对贸易的促进效应的影响大于对技术外溢和企业创新效应的影响。政府效能和营商环境质量的提高均对企业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现实中，我国很多企业由于对于交通资源未能加以识别利用，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使企业错失发展的良机，对于甚至由于过度依赖进出口贸易，而遭遇国际化的反噬效应，被外资企业并购甚至破产。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打通双循环通道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设计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吸引跨国投资和创新要素，利用全球资源以加快自主创新，促进国际间技术、高端人才和先进经验的交流，打造核心技术、人才、知识、资本等要素的聚集区。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引进，然而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产业链全球化分工模式正在发生调整，国家间更加重视从安全角度布局制造业产业链，对于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持力度在明显上升。未来会越来越难以通过引资或其他方式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在供应链重构大环境下，科学部署与规划航空运力，进而提升企业的知识、技术转移与吸收的能力，逐渐从外向型经济结构过渡为内向型经济结构。例如：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多部门共同发力，提高高端制造业自主研发能力（鲍勤等, 2020），鼓励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优质出口导向型企业，增加国内研发投资，回流国内市场，促进优质、高效产品和服务升级，进一步继续国内与国际的双向发展。
国家在优化贸易投资自由便利的要素流动与配置措施的同时，应进一步考虑航空运输资源充分开发与利用，研究制定航线航班政扶持政策，推动国家民航局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多边航权谈判工作，吸引更多国际航线落地，发挥航空运输作为经济周期晴雨表作用。尤其是在客运领域，发挥航空运输对于“内循环”的重要意义，将更多资源投放到国际航线新开和国际航班加密方面，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促进产业的优化与转型，缓解因贸易摩擦造成的世界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
在具体的落地实施上，通过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多部门共同发力，提高高端制造业自主研发能力，应是未来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推动全链条创新升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性的关键。通过航线网络与产业经济的紧密结合，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增长，通过开发内需的潜力，进一步联通国内与国际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民航运输服务促进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作用。
一方面可以根据各产业发展对民航产业的依存程度，在局部区域推进具有强民航依赖性的相关产业地理位置再集聚，例如：打造临空经济区，不仅有助于促进民航业发展，更有助于全方位深化对外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对于我国内陆城市，临空经济区的建设推进对外开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尤其是高新技术、智能制造等相关产业迅速做大做强（如郑州、成都），进而发掘内需增长潜能、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市场潜力和需求空间的“内循环”，推动构建安全、可控的本土供应链。
二是发挥机场的国际枢纽作用优势，顺应人口流动的潮流。例如：增加机场建设，识别利用便利高效的交通运输资源，打造中转型枢纽。
发挥现有产业链协同重构作用机制，借此鼓励引导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优质出口导向型企业，增加国内研发投资，回流国内市场，通过转移产能、消化吸收新技术，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和经营环境，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借此通过引导当地支柱产业及龙头企的技术创新，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多部门共同发力，提高高端制造业自主研发能力（鲍勤等, 2020），进而实现其潜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效转化和充分释放，降低对外来产品的依赖。进而促进优质、高效产品和服务升级，进一步继续国内与国际的双向发展，以创新主导的高水平开放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寻找发展新动能和增长点，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一方面，本研究未能全面考虑企业层面进行技术创新的控制因素，如企业的跨国技术合作、企业对于知识资源的吸收与转移、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而这些数据的获得需要通过对于企业大规模的调研访谈获得，进而需要扩大研究样本的范围，由于数据资源可得性的暂时制约，本文没有进行这些方面的讨论。另一方面，少数学者发现腐败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生产率或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Wang等, 2012；赵颖, 2015)，而过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反而会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加剧竞争环境，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与发展（Prantl, 2012）。由此可见，持续的优化制度环境不一定会持续利于企业的研发溢出，制度环境的影响可能呈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对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因素地展开深入分析，如进行二次项检验等。基于此，未来将围绕上述方面继续展开研究。（作者：严子淳 北京邮电大学；张靖佳 南开大学 ；张金星 南开大学 ；陈劲 清华大学）（本文转自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社期刊202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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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put on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trade products. This article uses customs database and listed company database to obtain import and export data of 1302 listed enterprises, 3316 product categories and 240,968 enterprise samples from 2010 to 2016 through matching, and verifie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input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regional trade products from the enterprise lev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ing r&d expenditure and capital intensity can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regional trade products. On this basis, using the corresponding regional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apacity data in OAG database, it is found that regional aviation capacity grow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impact of capital intensity on product technology complexity. Moreover,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of trad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mitigate the impact of aviation capacity growth on enterprise capital intensity and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regional trade products.
Key words：technology input；international aviation capacity;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the trade products; global value chain
